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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进入专题： 地方立法 。

法律体现的民意主要应该在立法阶段体现。在这种基础上，完全独立不仅对当事人不好，而且法官也难免出问题。

另一个是以高一飞为代表的司法要坚持走人民性和群众路线的司法改革观点。这样一来司法对行政就产生依附性了，要谈司法制衡行政就不切实际。中国实行的体制不是三权分立的，我们没有权力分立，也没有权力制衡的权力构架和制度安排。于建嵘：那么，在司法改革中，你如何看待民意问题，特别是今天的网络时代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认真对比一下，是大众化还是职业化更能减少社会矛盾，哪个地区更能促进司法公正、增进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

我们强调司法必须是一个专业判断的过程，司法需要高度的职业化、同质化、专业化，但司法的判决结果，最后要反馈到社会，要接受社会民众的最终检验和验收。审判委员会有集体意志的护身符，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抵制来自行政机关的压力，还有利于保证司法的相对独立与公正。（3）要完善和实施好与政府信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监督救济法律规范和相关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多来，政府机关有些行动、有所触动、有点被动，这虽然不理想，但也不容易，可以接受，还须改进。由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政制度安排，都规定议会——民主机制的一个最重要载体——除了通过立法确立政府机关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外，其主要权能是通过批准预算决算和任免政府高官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管住两子（钱袋子、官帽子）的手段来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形成行政法治体系的关键机制。这种做法虽然不好，但也可接受，毕竟行政争议最后得到解决了。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实际出发考虑和解决问题，既要高度重视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改进和加强基础工作，同时给予政府机关逐渐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的必要时间和应有信任。

换言之，现在一方面要通过完善与政府信息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举报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监督救济法律规范和相关制度，有效保护公民行使知情权的积极性，善待他们申请政府信息的行为（难免有瑕疵、不尽理性或有赌气成分），须知他们申请公开和建议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能够起到促进依法行政的作用，是推动阳光政府建设的积极因素。还有一种常见情形，就是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被告先是顶着，后来看看情形不妙，就改变被诉行政行为，或通过其他渠道，使得原告实现了诉求而撤诉结案，最后不形成被告败诉的生效判决，这也是行政被告的常见做法和诉讼策略。

因此，须要克服阳光政府建设上的急躁幼稚病。问题之二：政府信息公开争议案件日益增多，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简要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政府信息公开争议案件日益增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成为深化认识、突破瓶颈的契机。这是宪法确立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机制。据笔者观察，一些地方发生的政府信息公开争议案件，其重要成因之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础还不够强，想解决问题却有心无力。

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当然有权了解由税款支撑的政府机关的活动和开支情况，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成本很高，必须考虑行政资源的开源节约、成本投向和公平分配等问题，必须克服行政法制建设上的急躁幼稚病和任性奢侈行为。莫于川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问题之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出台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大家普遍认为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简要分析：政府信息公开、阳光政府建设是一场深刻的行政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有很大的难度，不可能一蹴而成。这样，可把民众的热切希望与政府的积极努力尽量契合协调起来，稳健地推进行政公开法制建设，实现良性的博弈过程和发展进程

当然，为保险起见，路州最高法院也检视了其他各州法律，发现除本州外，尚有其他5州允许对奸淫幼童者判处死刑，路州最高法院认为，这说明对于处决奸淫幼童者这一问题，已经存在全国共识(nationalconsensus)，遂裁定驳回肯尼迪的上诉，维持原判。连两党政客都共同谴责最高法院的判决，难道大法官们这次对民意的判断，真得出了错？ 民意小插曲 麻烦还不止这些。

举国共识是什么 在萨缪尔·阿利托大法官看来，肯尼迪大法官完全是在狡辩，多数方大法官的观点，根本是篡夺了国会的权力。如果最高法院说什么事不能接受，什么犯罪就不能给予相应处罚，第八修正案就将沦为笑柄。

联邦最高法院刚一宣判，一则军事博客就爆料说：国会2006年刚刚批准修正《统一军事法典》(UniformCodeofMilitaryJus-tice)，规定可以对强奸幼童者判处死刑。他质问大法官们：你们何时能拿出勇气为所有人伸张正义？尤其是那些年龄不到12岁、惨遭禽兽强奸的孩子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博比·金德尔也说：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感到愤怒。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直面民意，体现判决的正当性。而且，有些州，如科罗拉多州，州议会之所以否决处决奸淫幼童犯的立法，是因为担心刑前羁押时间太长、经济成本过高。如果某个州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对这类罪犯处以极刑，不算违反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民意纳入判决，是否有必要在判决中证明自己的判断意味着全国共识，确实有必要再好好商榷。

原载于《法制周末》2010年2月4日第21版。在参议院通过时，票数为95：0，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民意所向？判决后的民意沸腾，能够证明全国共识吗？司法部马上重新提起动议，请求最高法院重审此案，推翻原判。

但是，为体现审判的公正性，罕有中国法官会将民意因素体现在裁判文书中。各州若想加重对奸淫幼童犯的刑罚，也只能判处他们终身监禁、永不假释。

成熟社会必然要求 好吧，让我们跳开争议，先看具体案情。参与制定相关州法律的路易斯安那州前议员皮特·施奈德说，即使反对死刑者也曾告诉他，他们会杀死任何一个强奸他们孩子的人。

斯卡利亚说道：美国人民对于处决奸淫幼童者的立场，根本与多数方的判决无关。它冒犯了路州民众及陪审团对本案作出的一致决定。在国内，民意是个复杂的概念，有时会和某种公众情绪交织在一块，成为司法裁判必须考虑，也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在异议意见中指出，若按照多数方大法官的行事，以后无论一个小女孩被强奸多少次，无论一个家伙强奸了多少个小女孩，无论这些小女孩受到多大的身心伤害，最后都不能判他死刑。

费希尔认为，路州最高法院根本就是断章取义，库克案本意就是禁止对一切强奸犯判处死刑，不管被害人是否成年，6个州的相关立法，怎么也代表不了全国共识。他们关于存在全国共识的论据，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至此，关于奸淫幼童是否可判死刑的争论算是告一段落。多数方不能把公众当年对死刑的态度变化，全算到对强奸罪的认知变化上去。

对肯尼迪的死刑判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谁说美国大法官不重视民意？但凡争议较大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会以民意支持、举国共识作为裁判依据。

肯尼迪大法官认为，仅有6个州允许处决奸淫幼童者，不能说明对这一问题存在举国共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L.费希尔(JeffreyL.Fisher)自告奋勇，替肯尼迪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说：奸淫幼童是最卑鄙无耻、令人发指的犯罪，如果有法官认为这样的犯罪都不应判处极刑，实在是令人不安。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虽是自由派人士，这时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我曾反复表示，死刑只对罪大恶极者适用……但是，对一个6岁或8岁的孩子施暴，就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只要强奸者没有杀人意图，且没有致死后果，无论被害人是否幼童，都不得判处死刑。多数方大法官不是号称有全国共识吗？为什么联邦法律2006年还追加了类似条文？按照统计，相关条文在众议院通过时，票数为374：41。

至于死刑民意的判断，阿利托大法官提出，5个州都是最近这些年才通过处决奸淫幼童者的法律，恰恰说明这是民意所趋，是社会公德标准演化的方向。民意PK全国共识？ 最高法院判决宣布后，果然激起轩然大波。

而在肯尼迪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民意的判断，对举国共识的认知，都清清楚楚写在判决意见里。孩子既然是弱者，就应该更多为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